唐前的鈔本時代，什么是鈔本？如何研究鈔本？

近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界關于唐朝作為鈔本時代的提法方興未艾。然而，在大多數相關研究中，鈔本和寫本的概念經常被混淆。2011年，童嶺發表了《鈔票》和《寫作》——《六朝書籍文化史小錄》(《漢學研究》第29卷第一期)，明確揭示了鈔票和寫作的差異，為明確鈔票和寫作的概念奠定了標準。

根據三到十世紀的漢字文獻，作為寫動詞的鈔票(俗寫的抄)和寫有明顯的區別:鈔票意思是摘要略錄，寫意思是照片錄。由于漢語雙音節詞的發展，“鈔”與“寫”并合為“鈔寫”，十世紀以來逐漸成一偏義復詞，義偏指“寫”。為此，呂思勉在兩晉南北朝學術時多次強調：鈔票的意義，今古不同。今云鈔者，意謂抄寫，古則意謂摘取。所以鈔書的時候，刪節字句，習慣了。并舉宋書·南齊書，傅隆傳·梁書，高逸傳·王筠傳》、《北史·崔逞傳、李彪傳等所見鈔/抄用例，指出凡此云抄，均應廣泛取用，非徒寫錄。雖然鈔票也很廣，但要以精要為意，所以也叫抄略。所謂意謂摘取、摘要，可以摘要約言之。這種摘要式的鈔票，更早的例子是數班刪除《七略》成為漢書·這一點后面還將討論藝文志。

這里要強調的是，長期以來，呂先生對兩晉南北朝的鈔票鈔票和寫作。后來，學者們談到了這一期以‘鈔票’為題的文本，仍然認為鈔票意思是‘抄錄’、‘收藏’、‘草稿’甚至注意和尚佑《抄經》序中所謂抄經者，蓋撮舉義的定義，知道在現代漢語中，‘抄書’意味著‘抄書’，但在六朝，‘抄書’這個詞的意義非常狹和具體的田曉菲也將傭經論和諷刺傳寫詩歌的現象與六朝的抄書并置而論，這表明在現代學術語境下區分古代鈔票和寫作并不容易。

因此，鈔票、寫有別論雖然繼承了呂思勉的命題，但仍具有現實意義。作者最近出版的《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以下簡稱《童書》，是中華書局2017年版。本文列為下引本書隨文括注頁碼，不再注釋版本信息)的第二章。考慮到這本書的第一章定義了六朝隋唐漢籍的內涵，這是對這本書研究范疇的解釋；第二章顯示了這本書的方法論。在呂、田等學者對鈔票和寫作有不同認同的基礎上，童嶺進一步追溯了這個詞的語源:從徐慎的《說文解字》·金部鈔叉也，徐鉉校臣鉉等，今俗不抄，段玉裁文字解字筆記，手指也。手指突入其間取之，稱之鈔。字從金者，容以金鐵諸器刺取之矣。曲禮說，不要說。也就是說，鈔票的字符。今天所謂的竊取人的文字就是鈔票，俗作抄襲。(第62頁)說明鈔票和抄襲是一致的，其初衷是叉取，用于文字和文字傳播時表示部分鈔票記錄；在徐浩的《說文解筆記》中，也很少被人注意到，他發現寫字的意思別處傳遞，(第63-64頁)用于文字和文字傳播時表示全部記錄。(第74頁)本章結合唐前史籍、佛籍、筆記等文獻用例，綜合論證了本期書籍文化中的鈔票和寫。然后，在對《決外典鈔》一章的研究中，作者認真考慮了《鈔票》在引用《孝經》時的刪節很大程度，(第361頁)突出了鈔票和寫作對正確理解本期文獻的意義。

童嶺《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

《鈔票》、《寫》有別論》初刊后，蔡丹君的《南北朝‘抄襲學士’考試》一文被引用。本文還提出了《魏書》卷六〇一例韓麒麟列傳附子顯宗傳：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律，也有才華。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明，經常與顯宗校試，抄百余人名，各讀一遍，然后重復，法撫還，法撫還是有一兩轍，顯宗無誤。法撫嘆了口氣：貧道生活以來，只服郎耳。

以才學聰，意識到法撫與韓顯宗競爭的快速記憶:取100多個名字，兩個人各讀一遍，然后重復。法撫有一兩個錯誤，顯宗沒有錯。其中，抄100多個名字的抄也被稱為叉和摘解。這足以證明這一時期南北朝都嚴格分錢寫字。(第76頁)

確定一個文本的鈔票和寫屬性是有效使用文本的基本前提。極端地說，當我們意識到《文選》是一種文集總鈔時，我們應該警惕它所錄的文章或作者手定原樣。通過對鈔票和寫作的不同調查，我們可以認識到文本的風格，避免將鈔票視為原作者認真考慮的完整原作和成品。相反，我們可以從鈔票人的角度來審視文本的結構、規則和興趣，甚至匆忙叉的痕跡，這可能會觸發新世界文本之門的開啟。

或因一早即有若此新警之銳識，《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各個章節皆頗有昭示鈔本學研究新內涵的特質。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上一篇《漢籍叢考》主要講述了漢籍如何從中國傳到日本，如何從日本回歸中國的故事。在這一過程中，鈔本如何進入學術視野，與其現實及相關學者的探索有關。因此，在區分了鈔票和寫作之間的差異后，作者調查了隋唐六朝舊鈔票的現狀，并介紹了作者親自檢查的十種舊鈔票。例如，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店收藏的《文木部》，讓人們幻想當天鈔票人根據特定目的提取某一類知識傳遞鈔票的情況。然后專章表彰了楊守敬、羅振宇、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學者對舊鈔的珍視和學術發現。

中篇和下篇都是對具體鈔本的案例研究。中篇《經史發覆》系統研究了五本鈔本，分別是《講周易疏論家義記》、偽《古文尚書》、《禮記子本疏義》、《玉集》和《漢苑》。下一篇《編匿考辨》是根據《弘決外典鈔》、《篆隸文體》、《秘府略》三張鈔票發行的，意思是作為中篇補篇。比如《篆隸文隸文體》一章中，研究視角與討論框架與中篇文章沒有太大區別，但鈔票的內容不便歸類為經史；《紅決外典鈔》和《秘府略》兩章的研究視角與中篇文章不同。《紅決外典鈔》一章高于《紅決外典鈔》一書，專門研究了該書引用的《孝經》；《秘府略》一章幾乎不在乎《秘府略》本身，專注于編輯本書《東觀漢記》的丟失。

否則，這本書的結論隱含了中國文化圈鈔票從零開始、從充實到充實的基本背景。首先，建立鈔票和寫作的理論基礎，以日本為例，初步呈現隋唐六朝的事實，然后將主要努力用于鈔票案例研究，一次推出八張鈔票，足以讓人們意識到每張鈔票都具有無與倫比的研究價值。從引導鈔票研究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相當聰明和可行的。

當然，從學科意識的清晰度來看，整本書對鈔本學的內涵和對象仍然是引而未發的。據作者介紹，目前日藏漢籍舊鈔本(包括被掠奪的敦煌六朝隋唐鈔本)約有60種。(第79-94頁)本書第五至第十二章有八種案例研究。此外，還有十種舊鈔過眼失存、古文尚書、禮記喪服小記子本疏義等附錄解題。作者特別選擇了60多種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進行區別研究，讓人感興趣。通覽全書，似未見交代。《經史發覆》的題目引人注目，鈔本與經史的關系，但《玉集》第八章和《漢苑》第九章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經史文獻，而《毛詩》、《春秋》等60多種經史舊鈔卻沒有被探討。這種情況下選擇的原因是什么？也許作者有學科研究、進入路徑和問題意識的考慮，但沒有澄清，讀者不禁在霧中看花。

從案例研究的角度來看，大致有鈔票發現經驗、鈔票本身的物質形式和文本內容三個方面，可以說是鈔票研究范式的初步確立。然而，由于涉及的案例較多，具體討論難以完整，以下從改進研究范式的角度進行討論。

筆者認為，對鈔本的本體研究應重點揭示鈔本文本內容的獨特性。這本書在《講周易疏論家義記》和《弘決外典鈔》兩章中有著非常精彩的示范:通過調查《弘決外典鈔》引用《孝經故事》時的刪節，證明了鈔票的特點；從《講周易疏論家義記》的文字內容中，我們非常清楚地發現，六朝江南義疏家中存在著疏家和論家的區別，(第133-135頁)突破了以往對經學史的理解。(142-143頁)都很有意義。然而，這種具有內容特征意義的文本研究在特征意義的文本研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然而，在全書涉及的八張鈔票中，這種具有內容特征意義的文本研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如第六章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鈔本的實質性特征很難找到。本書大部分案例研究的大部分篇幅都被用來描述鈔本的發現。第七章《六朝舊鈔》

首先是介紹相關學者的順序，在孫宜讓和島田翰之前列出羅振玉是相當令人費解的。從本章提供的內容來看，三人提供《禮記子本疏義》的時間順序應該是:(1)島田翰明治38年(1905年)出版的《古文舊書考》首先收載并排版錄文，并斷言禮記子本疏義(第223)(孫怡讓《八年約二》(190年改定)卷六《禮本疏義殘卷》數百字中，涉及子本猶‘別本’和《左傳》。(三)羅振玉1916年克羅版影印本，并斷定其為鄭灼所鈔、出六朝人手、危即灼所手書。(第215-217頁)根據光緒三十三年(1907)中秋前五天，孫怡讓《復章炳麟書》說:《禮疏》已經鑄版好幾年了，最近印成了，我想奉政。犯了很多錯誤，沒有時間校改。古籍扶桑出版，近見島田氏所刊皇侃《喪服小記疏》，信為奇冊。另外，如果有所得，敬祈其目。《匿存》、《古匿》、《訪古志》所在的錄者大多已見。1907年907年關注日本匿存漢籍，早于羅振玉認識《禮記子本疏義》。文廷式《東游日記》載：

(光緒26年2月2日，1900年3月2日)在椒微處看到唐人寫本《喪服小記疏義》一卷，無正文。

……

(12日，1900年3月12日)在胡椒微處劇談。以《禮記孔疏》為例，內府影刻的《喪服小記子本疏義》是梁皇侃疏的真實故事，三、脫服等都與《釋文》、《正義》所引皇說合。沖遠疏成后，六朝舊疏蕩然；得到這卷，真希珍也是。《日本訪古志》既沒有記載，李、楊也沒有意見。

1900年，日本內府在李盛鐸(辣椒微)電影中看到了文廷式的《喪服小記子本疏義》。3月16日，文廷式記載島田翰林

文廷式

二是《喪服小記子本疏義》題目中子本二字的含義，目前似乎是孫宜讓先提出的問題。但所謂子本猶別本，解似無意。后來胡玉縉提出諸志不稱皇疏為‘子本疏義’。子本二字，以燃燒為區別，以示謙虛(第221頁)也沒有達到一個。根據牟潤孫的《儒釋》，日本有六朝寫本禮記子本疏義殘卷，羅振宇考為皇侃弟子鄭灼寫的，影印行世，是傳世單本最古老的人。現在日本書目有皇侃寫禮記本疏義百卷，信西書目也有禮記本疏義兩卷。均未見。子本人，僧徒合一經數譯成一本書，定一本為母，其余為子，見三藏集卷七分首楞嚴經和卷八合維摩頓經(陳寅恪湯用彤都嘗過)。這叫子本，蓋以經文和注為母，疏則為經注所生的兒子。喬秀巖、華哲、孫猛都持此論。本章作為六朝舊鈔本